体育产业的寒冬:疫情对室内健身房也是个“坎儿”

  体育产业正在捱过“疫情”寒冬

  2月10日,北京春节后复工第一天,倪雪佳已经从北京回到东北老家,在无望中决定“收工”。

  作为北京西山滑雪学校校长,现在本应是她最忙碌的时候,但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滑雪场在即将迎来春节小长假客流高峰时紧急关闭,暂停营业的时间一再延后,对于季节性分明的冰雪运动而言,每过一天,救命的稻草便短一截。

  更致命的是,即便疫情结束,人们仍将对聚集性的运动保持警惕,因此,北京雪花依旧,但从事滑雪教练工作近16年的倪雪佳清楚地知道,“这个雪季基本等于过去了”。

  然而,在倪雪佳感叹即将错过冬季时,更多像她一样的体育产业从业者正在遭遇冬季,期盼春天。

  无差别的“寒冬”

  疫情发生后,专家提出的首要防护措施是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基于线下场景的企业响应号召,首要保证员工和顾客安全。在此背景下,体育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明显,“尤其是高频体育消费的体育服务业,例如商业室内健身和体育培训。”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由于疫情发生时期刚好覆盖春节,体育旅游业也受到较大影响。

  “雪季一般是从11月到次年2月末,很多滑雪爱好者会利用春节小长假举家短途旅行。”但滑雪场的变化让倪雪佳意识到疫情蔓延迅猛,“往年正月初二正常客流量可以达到1500人-2000人,但今年初二当天客流量连200人都不到。”滑雪场随即响应号召暂停营业,意味着早已承接的赛事、公司团建活动、青少年冬令营等项目戛然而止,尽管一些项目暂定推迟,可随着雪季消逝,“最后相当于活动还是取消了”。即便对方愿延迟至下个雪季,但以冬令营为例,前期招募、宣传等费用都已经打水漂了,随便一算账仍是亏损,倪雪佳坦言:“这个雪季欠下的‘债’到下个雪季来还。”

  可对于大多数收入主要靠提成的滑雪教练而言,挣的就是一个雪季的钱。国内不少滑雪教练,要么夏季有其他工作,要么是校外兼职的学生,据倪雪佳估算,今年因疫情导致的客流量下降将会令整个行业的教练雪季收入大致减少30%-40%。在她看来,这个雪季,滑雪行业经历了空前挑战,“即便在原来冰雪运动发展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今年这样把来源直接切断的局面。”

  此次疫情,对商业室内健身房而言,同样是个“坎儿”。

  “根据以往健身行业的业绩规律,春节后是健身场馆业绩上扬的主要时段。通常2月、3月的业绩能占到第一季度的80%以上。”青鸟体育董事长卞光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但启动销售旺季的正月十五已过,从1月底便停业的门店依然未能营业,指望在春节期间拉新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企业正陷入营收几近停滞但成本居高不下的窘境,“眼睛一睁一闭,一个月几百万元就没了。”

  最早戳破这种窘境的是西贝餐饮集团董事长贾国龙,他透露,受疫情影响,预计春节前后一个月损失营收7亿-8亿元,同时两万多名员工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元左右,若疫情无法有效控制,企业账上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

  “健身房同样是人力密集型行业,现金流仅够撑3个月也是大部分同行的现状。”作为中国商业健身房的开端者,青鸟体育算得上业内的龙头企业,卞光明透露,贾国龙的发声让更多人意识到,在保护中小微企业的同时,龙头企业的压力也不容小觑,虽然因教练的薪酬构成中提成占比较高,企业人力成本压力相对较小,但健身房通常占地面积较大,房租成本高昂,“约占固定支出成本40%-50%”,一瓢下去,无源之水便少了大半。

  “当前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样撑过这半年?”在卞光明看来,到今年7月份,整个行业上半年的业绩或将下降30%-50%,如果3月还无法开业或业绩下滑太厉害,或有一批同行会消失在这个冬季。

  遭受疫情考验的不仅是市场上搏杀的体育企业,承担备战任务的体育训练基地同样堕入寒冬。当前,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足200天,这个阶段正是奥运备战的关键时期,为应对疫情,国家体育总局疫情应对办公室副主任刘国永表示,“所有队伍不在国内进行移动,原地进行训练。”不少项目队伍不得不临时调整早已作好的冬训计划。

  “为配合加强疫情防控,保障球员、教练员健康安全,从即日起至疫情结束,海埂基地为此期间预定海埂基地的球队给予提供免费取消或改期服务。”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中心)党委书记梁建昆表示,因具备高原训练等优势,见证了中国体育发展尤其中国足球历史的海埂基地已经成为不少队伍冬训的“家”,但疫情的出现打乱了节奏,尽管基地早已作出应急反应,及早备好口罩、消毒用品等物资,“准备打一场硬仗”,可最终原本应有20多支各级甚至各国运动队训练的基地还是仅剩两支球队留守,原本早已满员的房间瞬间空置400余间,“住宿率仅7%”,这对靠冬训拉动全年收入的训练基地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仅2月的亏损已达1500万元,200多外聘员工的薪酬将成为难题”。

  并存的“危”与“机”

  商业战场上正蒙阴霾,竞赛场辟出一抹亮色。在过去的一周,女篮和女足在奥运预选赛上双线告捷,为正在战“疫”的人们提振士气,难得的是,她们本应享受主场欢呼,却因突发的疫情,不得不临时出征海外——原定于中国佛山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篮预选赛改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原定于武汉举行的女足奥运预选赛更是经历改至南京又花落澳大利亚。

  在这场疫情的席卷下,包括中超、CBA、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南京室内田径世锦赛等体育赛事均受不同程度调整,延期、易地甚至取消。包括最为火爆的马拉松赛事也急速反应,中国田协表示,“4月30日前的赛事,要客观评估风险,通过易地、推迟、取消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隐患。”

  “竞赛表演业遇到的是‘刹车’的问题。”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从2018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后,各地方政府都在推动文件落地,很多体育产业公司也在为2020年蓄势,但开年便遭遇疫情带来的赛期调整,就像一辆准备提速的车突然刹车,“对竞赛表演业是很大冲击”。

  在王雪莉看来,“冲击”不仅意味着赛事数量上的锐减,更意味着与赛事相关的体育场馆、营销、经纪、传媒等领域亦受波及,“重要利益相关者也受到影响,不利于竞赛表演业后期发力。”例如,防控疫情的支出大多数由各地方政府埋单,在这一突发事件对当地经济带来压力的情况下,疫情过后的财政分配将会调整,“届时会发现,和体育产业相关的活动并非政府在疫情过后马上会着手解决的问题。”而整体业务情况受损的情况下,企业在赞助体育赛事或活动时也会更加审慎,“体育产业的资源端将会面临明显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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